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大扶贫格局”。王伟创设“秀水五股”扶贫模式的故事,启示民营企业家如何“不忘初心”,如何在精准扶贫中提升企业与人生的价值
“听党话,跟党走,感恩回报社会、奉献社会,是我的人生信仰。”
“改革开放的初心是什么?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更多人共同富裕,但很多人富起来就忘掉这个初心了。”
“要说我为什么对扶贫这样上心,除了致富思源的觉悟,先富帮后富的初心,很重要很重要的还有一条:我真心认为,积极参与精准扶贫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难得机遇。”
这个常说“初心”,认定“扶贫就是机遇”的民营企业家,名叫王伟,表情生动,声如流水击石,任何时候都精气神十足。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贵州省工商联副主席、安顺市政协副主席、安顺市工商联主席……生于1968年的兴伟集团董事长王伟,成长与事业轨迹,都在中国长期“后发”、如今发展最快的省份贵州。
王伟引起我们关注,不是因为他在企业经营上的成功,尽管那也是个引人入胜的传奇——一个贵州小县城里野草般生长出来的青年,出身贫寒,22岁投身商海,凭着勤奋和聪明,从没有一个员工的个体小装潢部做起,到今天拥有包括地产、贸易、能源、旅游、文化、农业等产业,员工上万的集团公司。
无疑,这是个对创造财富有天分又够努力的人。但关于王伟,最值得讲述的不是“财富故事”,而是“扶贫故事”,是他对“扶贫”这件事异于常人的兴趣、近乎着迷的认真和不遗余力的投入。
动 力
“赚多多的钱,帮多多的人”
几十年如一日,王伟每天早起,雷打不动地用几分钟扒拉一碗面条作早饭,7点开始工作,干到晚上10点睡觉,天天如此,几无例外,没有周末,没有假期,甚至常年没有午休。他的助理们要轮流排班,才有精力和体力跟上他。他一年跟家人吃饭不超过10次。他没什么爱好,除了练练书法,“就是喜欢工作,别的都不喜欢。”
王伟常把“没有问题”“这个不是问题”挂在嘴边,认为企业家最重要的本事之一就是善于找办法克难题。他有一个成功商人对财富和机会的敏锐嗅觉。他的高中班主任仍然记得十几年前王伟陪他去广东散心,有一天他们打摩的赶路,王伟突然问:“老师,你看到没有?——钱在路上流淌。”老师说没看到。王伟注视着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说:“我看到了。”他简单地解释了两句,班主任也明白了——他从物资的流动、人员的流动看到了经济的流动,进而看到了商机。
在贵州兴伟集团,很多员工都知道他们的老板王伟会赚钱的另一面是生活节俭:穿着在北京秀水街杀价杀到80块买回来的裤子、在淘宝300来块钱淘到的唐装,25块钱一双的布鞋或者最普通的那种黑皮鞋。
他不允许任何亲戚来自己公司上班,除非是来做清洁工或绿化员。他很早就告诉儿子:“我的公司你没有继承权,99%的财富将来我要捐给国家和社会,所以你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吧。”十几年前,他看了一本大概叫《中国十大民营企业家落马史》的书,得出结论:把财富看成自己的就是灾难,看成子女的也是灾难。
现在,他把一半工作时间花在扶贫上,最近更是平均两天下一次乡,去贫困地区考察。
2015年,他给贵州安顺市的贫困村秀水村投了3.77亿帮扶整村脱贫,承诺不要一分钱回报,所建产业作为村集体经济交由村民所有。
2016年,他跑到贵州黔西南州晴隆县新坪村最穷的半坡组看了看,然后,这个水、路不通的深山村寨就修了路、通了水。
这之后,他几乎跑到哪儿扶贫扶到哪儿。一些行为纯属慈善,例如不久前,他领头捐出500万,跟安顺市的民营企业家们一同成立贫困地区教育扶贫基金,资助贫困学子求学；一些项目属于产业扶贫,例如总投资100亿的晴隆县大兴东山地旅游精准扶贫项目和投资200亿以上的安顺大兴东国际旅游城。
他觉得有机会参与扶贫太好了,真高兴!他不满足于把自己的进取心、能力和创造力只用于赚钱,渴望在全面小康进程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
“全国光彩奖章”“全国光彩事业突出贡献奖”等荣誉,都在为王忠实伟履行社会责任作证。
“我的动力?”他笑,“你们问了好多回了,我的动力就是赚多多的钱,帮多多的人。真心话,从小我就想帮助别人。”
初 心
“有钱就可以帮助那些特别穷的人”
年少时,就抱有“想帮助更多人”的强烈愿望,并始终不渝为之奋斗者,有人学医,有人从政,有人干公益慈善,也有人去了讲堂……而王伟,从1978年小学三年级起,就决心排除万难,做个能赚很多钱的人。
他家那时住在贵州安顺普定县城边上,每天上学,总要从一个五保老人家门经过。至今,他还记得那个老奶奶的“房子”,准确说那是个棚子:石头垒出的一米来高的墙,玉米秆棚顶,两个平方、大小跟一扇门差不多,能让老人躺下睡个觉的“房间”。
每天上学,王伟会从家里给老人带一把面条或一小捧大米,有时帮忙提一桶水。他家里也穷,拿不出更多东西,父母都是乡村教师,两人微薄的工资要养4个孩子、一家老小共8口人。
没过两年,五保户老人去世了,王伟心里生出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愿望:“我将来一定要赚很多钱,有钱就可以帮助那些特别穷的人。”在他印象中,那大概是小学三年级,他头一回认真思考很多东西、计划起自己的未来。
他是家里4个孩子中的老三,也是唯一显露出对生意有兴趣的一个,是一个安贫乐道的教师之家冒出的异类。
他家门口当时有个烤烟集市,每到星期天都有农民来赶集。王伟六七岁时,每周日天不亮,别的孩子还在梦乡时,他就爬起床,把家里6个小凳子搬到门口,坐等赶集的农民租用,1个凳子租金1毛。后来,除了租凳子,他还卖1分钱1杯的糖精水,也卖外祖父写的对联,小门对8分,大门对两毛。他的外祖父是普定有名的书法家,后来自己的书法也是跟着外祖父练的。到了初中,他拿着母亲仔细掏出的9块钱从普定跑去贵阳看读大学的哥哥,顺便卖邮票,一下午卖了300多块钱,他准备给哥哥买套好西装,结果把他哥吓得追问他是不是做了小偷。
他的高中班主任潘发刚记得,王伟学习普通,但很难被忽视,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他第一次给大家留下印象,是学校搞板报比赛,不是班干部、成绩也不突出的他主动请缨,他设计版式,组织同学一起完成的板报后来得了全校第一,被校长评价“大气磅礴”。
赚钱然后助人,王伟从没忘记小学三年级萌生的愿望。1987年夏天,他高中毕业,写了一份几十页长的食品厂办厂可行性报告,信心十足地跑去县政府拉赞助。当时的一位科长赞扬了他初生牛犊的勇气后,表示“我们没钱给你”。
出了办公室,王伟撕了报告,第二天就骑着自行车上路,随身带着一套修车工具、笔墨纸砚跟一张写满字的宣纸,第一行是大字:勤工俭学/卖字换粮/游览祖国大好山河,第二行小字:打气5分/补胎5角。他决定不带一分钱,从普定骑车去昆明,开开眼界,也考验自己。来回近一个月,从昆明回来,他瘦了10斤,身上多了27块钱。
回普定后,王伟有过一段失败的创业经历。他做石膏像,步行28公里挑去安顺摆摊,结果一尊也没卖出去。接着,他借了200块钱学烫发,学了一个月就打着领带、穿着白衬衣、喇叭裤、高跟皮鞋开起发廊。
普定那时能烫发的发廊不多,开张首月,王伟赚了600块钱。开张两个月,部队来征兵,他把发廊盘给徒弟,决定去部队锻炼一下。
这一年,王伟19岁。
“我感觉他的思想在激烈地冲撞,他在找自己的道路和方向。”跟王伟亦师亦友,至今关系密切的潘发刚回忆,“他是个不安分守己的人,普定平台太小,他要找他的舞台。”
潘发刚觉得奠立王伟后来事业的很多性格特质,这一时期就已显露端倪:聪明,能吃苦,百折不挠,有胆识但不叛逆,常能找到有效方式说服他人,达成目的。
入伍半年后,王伟在写给父母的信里倾诉心声:“去昆明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好,回来以后我懂得了生活的不容易,我想挣钱。挣钱只要正当,没有什么不好的。可是我感觉我还太年轻,还不太明白许多做人的真谛。身为男儿,我相信部队是个最好的熔炉……我会更快地成熟起来,端正自己的人生态度,坚定所要追求的理想和信念,退伍后真正开始做一番自己的事业。”
兴 伟
“如果自己都没振兴起来,谈什么振兴中华?”
多年后,回望自己一路走来的历程,王伟说:“企业家分两种奋斗,一种是关系奋斗,靠不断请客送礼让企业发展,这太危险了,没有必要；还有一种是靠自己,靠智慧、能力和勤奋来发展企业。”
在部队,他当了三年兵,立了两个三等功。“领导不了解你,你就拼命展示你的才华,想办法找事做,给部队作贡献。”
他自告奋勇,用废旧的边角料和36块钱扯的一块布做了面4乘4米的宣传墙,上面写上很漂亮的大字:“祖国在我心中”。他在部队大力推行正规化建设时,带着战友们用半个月把营部的办公室、会议室、图书室、荣誉室布置一新。他总能想出种种妙招,例如拿碎布蘸着广告色,往墙上拍,只花几块钱就装饰出一间有“墙纸”的荣誉室。他搞营房建设、绿化规划被四处借调,有提干、然后留在部队的机会,但自己坚决要求三年退伍,因为从没忘记最初的梦想。
1990年,22岁的王伟退伍回乡,被分配在国营电厂当工人。他去上了一天班,被安排在6楼没人管,吃饭时找不到碗。第二次去电厂,他求见厂长,说我给你们提几个意见,首先,你们不尊重退伍军人……说完一番想说的话,他辞了职。
回家后,看见一家银行要做几块招牌,普定做不了,必须去安顺,这活儿他在部队做正规化建设时摸得很透,就用更便宜的价格把生意揽了过来。收费4500元,成本只花了1000多,这是他的第一桶金。
几个月后,他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店:兴伟装潢部。他开始想取名叫“兴东”,意思是振兴中华,但觉得自己都没振兴起来,谈什么振兴中华?还是先振兴自己,就叫“兴伟”吧。
“他的店不大,一进门能看见墙上挂着一条横幅,是他自己写的8个字:心系环宇,爱洒人间。”潘发刚回忆,“他那时才20几岁,恋爱都还没谈,事业刚起步,就给自己定了这么一个座右铭。我看到就想,王伟的心长大了。”
潘发刚说,王伟是真的在按座右铭做,不是说说而已。只开一家小店时,他就在普定的中学里资助了数百名贫困生,“有学生会给他写信求助,他也会主动问相关部门哪些学生需要帮助。反正有困难,我们就找王伟,他一直有种帮助别人的渴望。”
后来,开家具连锁店,办批发商城,生意越做越大,他就赚更多钱,然后帮更多人。2000年,32岁的王伟被推选为“贵州十大杰出青年”之一,事迹报告中提到,他当时已捐资希望工程10余万元,救助社会公益事业等数十万元。
秀 水
拿出3个多亿,探索“五股”扶贫新模式
2015年春天,普定县龙场乡秀水村的村干部来找王伟商量,问能不能给他们出点主意,搞点基础建设。早在1999年,王伟就给这个村子修过一条水泥硬化路,但十多年过去,这个自然风光秀美的村庄贫困依旧,出村的道路,还是他修过的那条路。
“我们村当时就是个空壳村,连10万块钱的项目都要不来,因为太偏僻、交通不好,项目大了要不到,项目小了没有用。”张克智2012年从乡村小学退休,转年被推选为秀水村村支书,之后常为秀水的贫穷头疼。
他接触过不少说要扶贫、来村里做项目的老板,这种接触大都以失败告终。他希望王伟能再帮村子一把,修点基础设施,而王伟的回复令他喜出望外。
深感单纯投钱搞基础建设不足以让老百姓脱贫,年年送钱送物、村民年年仍穷的“输血式”帮扶不能实现同步小康,王伟在跟普定县政府沟通和实地考察后,决心“扶”个大的,拿出3个多亿,探索扶贫新模式,把秀水打造成一个精准扶贫的样本。而且兴伟集团“一分股份都不留,一分效益都不要”,全部无偿作为秀水村集体经济。
他带领扶贫团队三天两头跑秀水,一年跑了上百趟,召开一场又一场的院坝会,听村民心声。张克智还记得他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在泥路里开车载着他去看工地、又挨家挨户跟村民了解情况的王伟,暗自感叹可真没见过这种老板,这么肯出钱、肯出力,还费尽心思扶到底。最终,王伟把村民意见和自己对市场规律的认识相结合,从秀水村的实际出发,决定全面整合秀水的土地、山水与文化资源,走“农旅综合开发”之路。
王伟给秀水创设了一套“秀水五股”模式,将全村土地入股开发,经营利润按比分配。“五股”包括——
占比10%的人头股,只要是秀水村民,不分贫富老少,人人有份；
占比30%的土地股,每分土地不论优劣算一股,每年分红；
占比30%的笑(效)益股,只有参与建设劳动的村民才能分到,现在用于给秀水新成立的旅游公司、农业公司和花卉绿化公司员工发工资,这些员工九成以上为本村村民；
占比5%的孝亲股,65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以领到500块钱养老金；
占比25%的发展股,用于集体经济的后续发展投入,公共实施的维修、建设和公益事业。
短短8个月,秀水村逐渐被改造成一个融生态农业、特色旅游、餐饮商贸等为一体的城郊休闲旅游基地,内设数十项旅游项目。2016年春节,景区开业,秀水遭遇史上首次严重堵车,接待游客40万人次以上,营业收入超过120万元。
“我亲身感受到,秀水最大的改变是村民思想观念的变化。”被王伟从公司派到秀水常驻,负责这一项目的张著宇说。
张著宇记得刚来秀水搞扶贫开发时,送给村民一些桂花树,让他们种在自家门口,有人种完之后跑来找他要种树的工钱。还有一回,送给村民一些油和米,结果有两家人把东西搬回家后,回来讨搬运费。“这种事叫人心里发酸,当然,这是个别现象,但它反映了一些贫困地区,穷就穷在志气上。所以我们说扶贫先要扶志和智。” 现在的秀水弥漫着勃勃生气,到处能看到忙碌的年轻人。过去村里1000多名青壮年都在外打工,现在回来了八成以上。
31岁的张贤胜在浙江和上海打了12年工,曾计划离开家乡搬去县城。现在,他和妻子一起回村打理秀水的餐饮酒店。他说村里的工资暂时没有打工多,但生意正明显地越来越好:“今天中午有1000多人就餐,主要是宗亲会来聚会的,晚上有近400人,是外地公司来办活动的。”
张克智说,秀水村村民人均收入已经从2014年的2000多元增长到了2016年1万多。经过短短一年半时间,秀水可以摘掉贫困村的帽子了。
“从去年10月,我们还开始给县里交税,到今年8月,已经上了60多万元。”
王伟认为,秀水模式的关键在于它激发了村民参与扶贫的积极性,而核心则是它把土地从农民手里重新收归集体所有。“1978年,我们搞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把土地承包给农民,这在当时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同步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认为,从吃饱到小康,是个很大的改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农民才能真正脱贫致富。秀水模式是一种改革方式,也许有争议,大家可以一起摸索、研究。”
兴东
“对扶贫,我有别人想像不到的认真”
秀水是王伟事业布局的新起点,从这里出发,他找到了“赚多多的钱,帮多多的人”的更广阔舞台。
“对扶贫,我是别人想像不到的认真。”他经过研究思考得出结论:“民营企业的积极参与,恰恰可以弥补扶贫中产业帮扶这个关键环节。”
通过扶贫实践,王伟发现,基础设施建设是扶贫的基础,在这之后,农民脱贫最终需要市场化产业支撑。他见过有地方政府一厢情愿或吃力勉强地做产业,花很多钱给贫困户建各种鸡羊牛圈或一窝蜂种水果等经济作物,最后却因为产品找不到市场,卖不出价钱,鸡羊牛圈渐渐形同废墟,水果烂掉也不在少数。
他想,为什么不让政府做好政府的事,企业做好企业的事呢?前者提供好服务,建好基础设施,做好老百姓工作；后者市场需要什么做什么,让嗅觉敏锐的企业家把各自的想法和能力充分施展。
去年开始,王伟决定对国家深度贫困县贵州晴隆展开整县帮扶。晴隆山高、坡陡、谷深,土地贫瘠还缺水,近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县里想发展旅游,但一直找不到爆点。王伟一次次往晴隆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在晴隆的高山峡谷间,建一条长35公里的世界最长索道,把好山好水都连起来,在每个站点建一个景点,让游客坐索道静静穿越上下五千年,穿越花海、竹海、峡谷、湖泊。这一项目正在建设中,他叫它“大兴东山地旅游精准扶贫项目”。
“兴伟”之后,他终于把藏了20多年的“兴东”的名字拿了出来。
在安顺,大兴东国际旅游城的工地上,2万多工人正紧张作业。这里将建成中国西部最大的游乐场、医养中心、国际会展中心、演艺中心和博物馆群。看着这景象,他感叹“我真是喜欢工作”,说每做一个项目都像在做作品,秀水做完了是一件作品,大兴东做完了是另一件,每件都是为体现人生的价值。
“赚多多的钱,帮多多的人,我从没忘记我的理想。直到今天,我做的每件事都没违背自己的初心。”王伟说。
1991年,他曾给自己定了个30年计划:做好10年的安顺人；10年的贵州人；10年的中国人。他觉得前两个目标自己都实现了,第三个还在迈进。
“这3个10年是做人,之后,才是我真正做事业的开始。”他注视着大兴东宽广的工地,“其实商海里痛苦的事、复杂的事太多了,随时有风暴,碰到问题甚至面临倒闭都是常有的事,但我什么时候都睡得着觉。经过海浪,你才能实现理想。民企发展多不容易,拿我自己来说,我离成功还很遥远,因为我还在海中央。”
他的声音沉下来,“但我仍有搏浪的勇气。”（本报记者王京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