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二批34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有关情况，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副司长毛德智，浙江省宁波市委常委、鄞州区委书记褚银良，山东省荣成市委书记包希安一同出席发布会并答记者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副主任刘均勇主持发布会。
张天佐介绍，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治理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立足职能定位，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百乡千村”全国示范村镇创建等一系列工作，大力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各地也不断地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创新方式方法，提升能力水平，涌现出了一批好经验好做法。这是继去年首批发布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后，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第二批案例。此后将进一步推动各地积极探索、勇于实践，继续研究和总结各地的典型做法，成熟一批，推介一批。
34个案例，6种类型——全面展示乡村治理新进展
总结推广典型案例，既是落实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广乡村治理创新性典型案例经验”的具体举措，也是典型引领、推进工作的一种方法。毛德智介绍，这次推出的典型案例相比去年数量更多，内容也更丰富。这也体现了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新进展、新成效。具体来说，这34个案例可分为6种类型。
一是注重强化党的建设，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全面领导，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纵深下沉，实现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的不断延伸。比如上海崇明区的“党建叶脉工程”，浙江温岭市的“党建＋网格化”等。
二是侧重于发挥农民群众的主动性，把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更加充分的体现出来，创新村民议事协商的形式，让农民群众真正成为乡村治理的主力军和受益者。比如江苏南通市海门区的“四民工作1+1”、重庆渝北区的“民情茶室”等。
三是聚焦于创新基层治理的方式，通过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运用积分制等方式来创新乡村治理的模式，提升乡村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比如浙江桐乡市“乌镇管家”，湖南津市市的“三个存折”，山东荣成市的“信用+”乡村治理等。
四是围绕理顺县乡政府与村级组织的关系，完善村级的权力监督机制，提升乡镇和村为民服务的能力。围绕这些方面来探索创新机制模式，完善基层治理的体制和机制。比如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的“三清单”运行法、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重要事权清单管理制度。
五是强调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比如河南新密市“一村一警”，湖南宁乡市大成桥镇的“社团共治”等。
六是着力解决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村内公共空间无序等乡村治理中的痛点难点问题，着眼于人居环境整治，脱贫攻坚等乡村振兴中的重点任务，大力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比如河北河间市的“四位一体”联动，江苏邳州市的“公共空间治理”等。
连续两年推出两批典型案例——统筹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当前，从总体上看，乡村社会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乡村治理面临新老问题交织、现代与传统碰撞、各种社会风险集成叠加的新形势，强化实践探索，总结成功经验，显得更为重要。为此，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把总结推广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方法，摆到了重要的议程，连续推出了两批案例。
张天佐介绍，统筹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2018年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中赋予中央农办和农业农村部的一项新的职能。两年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立足于职能定位，搞好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的工作，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加强乡村治理的统筹协调。中办、国办去年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乡村治理5个方面17项重点任务进行了统筹部署。中央农办和农业农村部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司法部等部门，专门召开了全国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工作会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乡村治理的重点工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部署。同时还建立了部门间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启动了乡村治理试点工作。为了探索“三治结合”路径和方法，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司法部、民政部等6个部门在全国选取了115个县（市、区）开展乡村治理的试点工作，围绕8个方面需要研究和探索的内容进行探索试点。试点启动一年来，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效，这次发布的案例中，大部分都是这一批试点单位所创造的经验。
开展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的创建活动。联合中央宣传部、民政部、司法部等部门创建了99个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和998个示范村，树立了一批乡村治理的典型，为各地推进工作树立了一批身边的榜样。
推进相关专项工作的进行。中央农办和农业农村部组织相关部门，围绕乡村治理的难点问题开展了专项整治，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农村领域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今年还召开了全国视频会议，部署在乡村治理中推广运用积分制的经验，同时推进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先后与中国电信集团、腾讯公司、阿里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推广运用乡村治理数字平台。
抓痛点、理思路——“十三五”期间乡村治理成效显著
“‘十三五’是乡村治理全面部署和推进的重要时期，也是乡村治理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一个重要时期”，张天佐介绍，主要成就有5个方面：一是中央作出了全面部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乡村治理政策体系；二是完善了乡村治理制度安排。比如建立健全积分制，用积分制来推进乡村治理，从一个小小的工作方法变成了各地的一种工作制度安排。再比如在农村推进网格化管理，划小管理单元，实现网格的有序有效管控等；三是形成了统筹推进乡村治理的工作机制。在国家层面建立了中央农办牵头的全国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有10多个部门作为联席会议制度的成员单位，共同协商和推进相关的工作。同时，20多个省份成立了领导小组，定期会商一些重大事项，也建立了相应的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四是涌现出了一批丰富多彩的基层创新实践。比如“三治结合”，最早是浙江的桐乡探索，最后上升为国家的要求、中央的决策。比如“村民说事”，是浙江象山的经验，现在在很多地方推广等等。五是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通过乡村治理工作的推进，各地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议事协商形式不断创新，法治乡村建设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得到加强，公共服务资源不断向乡镇和村下沉，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针对乡村治理中部分村庄对农民缺乏有效的激励手段，而对于农民的一些不良行为又缺乏合适的约束方式这一问题，包希安介绍，山东荣成市积极探索了以信用为抓手的积分管理模式。目前，790个村居党组织、2.3万名党员干部、26.3万农村群众，全部都建立了信用档案，制定了具体化的激励和约束办法。两年来，社会矛盾纠纷减少了22.8％，农村不文明行为由10％下降到现在不足1％，农村志愿者服务队伍由两年前不足5000人达到了现在的15.7万人。党委、政府，包括村居推进工作，群众“一呼百应”。
如何解决一些地区的农民群众对于基层干部用权不透明、边界不清晰的意见比较大的问题？褚银良给出了鄞州区在规范基层用权方面的经验。鄞州区以全国首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为契机，把基层的小微权力监管纳入到区域治理现代化的体系建设当中，率先推行了基层公权力“三清单”运行法。“你只要点开基层公权力智管的平台，群众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所有村务是怎么办理的，大到村里的项目工程、集体资产的处置，小到户口迁移、出生证明等，流程走到了哪个环节，具体是哪个单位在负责，群众怎么说？以前觉得权力监督离我们很远，没想到现在就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群众有一种近距离的清清楚楚的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