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治”融合，是我国新时代对乡村治理模式的重大理论创新。那么，就目前为止乡村治理中存在哪些短板呢？大家又是用什么创新的模式来治理呢？
短板一：农村空心化与乡村参与
乡村人口从2005年的近7.5亿减少为2014年的约6.2亿，农村空心化趋势日益明显。村里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等“三留守”群体参与意愿与能力有限，导致乡村治理主体缺失，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乏力。部分乡村甚至连村两委换届选举都缺乏合适人选，班子成员老龄化日益严重，只能勉强扮演“维持者”的角色。
短板二：土地分利化与乡村廉洁
农村土地资源成为“香饽饽”，也成为“蝇贪”高发地带。一些农村村级权力尤其是村主任和支部书记缺乏有效监督，在频繁的土地流转或者征用过程中以权谋私。部分村庄凭借集体土地收益积累了大量的集体资金和物业资产，同样缺少有效监督，“小官大贪”突出。
短板三：村级黑恶化与乡村稳定
与“小官大贪”相交织，村级权力灰色化甚至黑恶化有所抬头，一些地方村霸问题较突出。他们利用宗族恶势力或黑社会流氓，干扰村级换届选举，侵占村级集体资产，欺压农民群众。一些村霸还渗透村干部队伍，侵蚀农村基层政权。
短板四：维权信访化与乡村法治
农村法律服务比较缺乏，农民缺少有效的维权方式，更多地采取信访而非法律途径来表达诉求和维护权益，“信访不信法”。
短板五：文化多元化与乡村风气
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农村社会文化风气呈现多元化，但在部分地区并没有带来农村精神财富的有效积累，反而使一些不良社会风气有所抬头。不赡养老人的不孝之风，大操大办的人情之风，建庙问神的迷信之风，执迷不悟的赌博之风等，与农村原本的勤俭家风、朴实民风和文明乡风格格不入。
为了能够更好的乡村治理，一些地方尝试将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在行政村以下寻找乡村治理的微单元，提升乡村治理的参与力。如法制村长、乡贤等模式。那么说到乡贤，什么人可以做乡贤呢？他们在乡村治理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乡贤存在两种：一种是“在乡”的乡贤，另一种是“不在乡”的乡贤。
“在乡”的乡贤则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从乡村走出去、现已退休的党政干部和教师、劳动模范中，不少人很有热情和担当，他们的经济基础较为稳固、社会关系较为广泛，成为现实或潜在的乡贤；另一类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及之后出生的人，有很多在改革开放中进入城市，其中一些人看到乡村发展的机会而回乡创业，他们是具有开拓创新能力的乡贤；除此之外，为人正直公道、有公共服务精神、受人尊重的村民，以及其他具备一定资质的社会志愿者，也可以成为现代乡贤群体中的一部分。
如何让乡土社会更好地粘合起来，让社会转型中的村民和家庭得到社群的关注，现代乡贤是起到这种作用的关键人物。他们扎根本土，对我国传统文化、乡土民俗民风和乡村情况比较熟悉；他们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及声望，以身作则，来影响、感染周边的人，用村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让农民可以信服。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关键是要有利于维护乡村居民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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