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农业现代化同频共振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农药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江娜 王腾飞 李国龙
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农耕史，就是一部与自然灾害、病虫灾害不断抗争的历史，唐朝白居易就曾写下“雨飞蚕食千里间，不见青苗空赤土”的句子来描写蝗灾。时至今日，我国农业仍受到病虫草害频发的严重威胁，然而病虫危害损失基本实现可控，很难再暴发成灾。这其中，使用农药应急控害、力挽狂澜功不可没。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农药发展与变革始终指向人们的需求和农业的发展方向，与农业现代化同频共振。在温饱为第一要务的年代，农药牢牢守护着粮食安全，守卫着中国人的饭碗；近年来，在共赴小康的新征程上，我国农业从数量追求转向高质量发展、绿色可持续，农药产业也适应新需求、迈出新步伐，开启了铿锵奋进的转型之路。
农药产品从高毒、长残效转变为绿色高效、环境友好的新型农药，农药产业从弱到强、从模仿追赶到中国创造、从依赖进口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澎湃浪潮，不断优化升级、减量“瘦身”的中国农药走过了40年光辉的历程，取得了可圈可点的进步，实现了足以自傲的跨越。
摒弃固有印象：高效、安全、绿色成为农药新标签
改革开放初期，解决国人的温饱问题还是农业生产最紧迫的需要。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农作物病虫害发生面积70亿亩次以上，使用农药平均每年可挽回粮食损失1000多亿公斤，减少粮棉油、果菜茶直接经济损失550亿元以上，相当于提高12%-18%的种植面积，为解决10多亿人的吃饭问题立下汗马功劳。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及发展理念的转变，农业生产从注重数量安全到注重质量安全，公众由追求吃得饱转向追求吃得好、吃得健康。为适应新的需求，农药也在不断向绿色和安全方向转型发展。
用高浓度芥末辣根素为土壤和棚室消毒，用芽孢杆菌等生物农药来防病治虫，释放捕食螨来消灭红蜘蛛，“雇佣”熊蜂授粉替代蘸花……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应用生物农药、昆虫天敌等非化学农药产品，并形成绿色种植、优质优价、积极应用的良性循环。
“现在我们用的农药，和几十年前已经大不一样。”和病虫害打了30多年交道的江苏省泗洪县植保站站长杨国兆对此深有体会，改革开放初期，六六六、滴滴涕、对硫磷等有机氯类、有机磷类高毒农药，是农民广泛使用的主要杀虫剂，而现在这些高毒农药品种早已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对人和环境友好的低毒、微毒甚至是无毒农药。
“我们对农药的管理要求从一开始关注其自身的有效性，到更关注其对人和生态的风险和安全性。既注重登记准入前的层层把关，也会对已获登记的农药产品进行风险再评价。”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所长周普国介绍，因毒性高、难降解等因素，曾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服务农业生产、解决温饱问题发挥重要作用的高毒农药，被我国逐步分批列入淘汰清单。
从1983年禁用滴滴涕和六六六开始，我国淘汰高毒高风险农药的步伐不断加快，目前已淘汰43种高毒高风险农药，限用23种农药。高毒农药所占比例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70%以上，降为目前仅占1.2%，现在农业上用的10种高毒农药也将于5年内全部淘汰，这在世界上来看都是走在前列的。
人的生命和健康是第一位的。曾经以使用方便、价格便宜、效果好著称的全球用量第二大除草剂“百草枯”就是因此告别了市场，自2016年7月1日起国内全面禁止百草枯水剂的销售和使用。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政策和需求的引导下，越来越多对人畜蜂鸟安全的绿色、高效新型农药品种得以发展和应用。”农药检定所党委书记吴国强说。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批高效、安全、环境友好的新型农药品种相继被研发推广，如鱼尼丁受体类杀虫剂、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等，作用机理独特，效果好且低残留，用量可以减到十几分之一，一些农药的毒性比食盐都要低。此外，毒氟磷、寡糖·链蛋白等一批无直接杀灭作用但能提高植物抗病能力的“植物疫苗”类产品相继研发应用，成为市场和种植者的“新宠”，悬浮剂、微胶囊剂、缓控释剂等省力化和环保型新剂型的加快研发和推广，进一步提高药效、降低毒性、减少污染。
不仅更绿色，农药的使用也在不断“瘦身”。2015年开始，当时的农业部发起的一场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在全国全面展开，各级农业部门通过推广农药新产品、用药新技术、新型高效植保药械、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等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促进精准施治和农药减量。安徽、江苏、湖北等多省连续三年农药使用量下降，全国提前三年完成了“零增长”目标，三大粮食作物农药利用率也提升到了38.8%。
效能活性越来越高，毒性越来越低，剂型越来越环保，品种结构更加优化，使用量也越来越少，农药的不断升级和“瘦身”，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从源头上有效降低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中国制造”实力凸显：从追赶到比肩，农药产业强势崛起
时光回溯到40年前，偏居江南一隅的建德农药厂，还只是一个工艺简单、设备简陋、生产能力有限的国营小厂。建德农药厂就代表了彼时我国农药的生产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药产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突飞猛进。如今我国已成为具备从研发创制到原材料生产再到终端产品大规模、全产业链制造能力的世界最大的农药生产国和出口国，目前出口量占总产量的近2/3，产品出口到180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秘书长李钟华对我国农药产业的巨大变化感到十分自豪。
如今的建德农药厂，已成长为技术水平居世界前列、年销售额超40亿元的浙江新安化工集团，以其依托自主创新获得的一大批专利、独创的特色循环利用技术、畅销全球的产品等，位列全球农化销售20强。
新安化工集团正是农药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缩影。近年来，我国农药企业朝着绿色、高效、低污染、清洁生产的方向重点发力，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积极推进新型环保农药项目，引进先进“三废”处理技术，自动化生产技术水平不断升级，一些企业的生产制造水平达到欧美发达国家水平，不仅成为跨国企业重要的合作商，生产的一些农药产品敢与进口产品一较高低。在培育产品竞争力的同时，企业更加注重从单一的产品销售向产业链全程服务延伸，飞防、农药电商、农资金融、作物综合解决方案等多种新兴业态萌发，极大丰富了产业链条，为行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2017年6月，中国化工集团完成了对全球第一大农药公司先正达的收购。这一备受瞩目的中国最大海外并购案，堪称中国农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自此，中国化工跻身全球农化行业第一梯队，成为可与美国、欧洲比肩的农药巨头，不仅对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具有战略意义，更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近年来，我国农药企业规模不断壮大，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前不久发布的2018中国农药行业销售百强企业榜单中，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以220亿元的销售额折桂，成为我国第一家农药销售额超百亿元的企业。目前，我国销售额超10亿元的农药企业从2011年的10家增加到2018年的50家，业内上市企业亦超过50家，农药行业正在借力资本的杠杆作用迅速成长。
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而创制一个新的农药产品的过程委实艰辛，因为耗时长、投入花费大、失败风险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药产品以仿制国外专利品种为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制品种几乎为零。
以1985年专利法的实施为转折点，在国家的重点支持下，我国南北农药创制中心相继成立，从1999年沈阳化工研究院研发出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新品种氟吗啉开始，农药创新取得可喜进展，目前我国自主创制并获得登记的农药新品种达40多个。
“尽管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不小的差距，但我国已是世界少数几个有创制能力的国家之一，目前正从仿制为主、仿创结合加快向自主创新迈进。”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大学校长宋宝安说。
管理实现重大革新：促产业升级、护舌尖上的安全有了坚实保障
事关农业绿色发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大战略，农药既是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植物卫士，亦是会造成农残超标和环境污染的风险因子，如何把有利的方面放到最大，把负面的效应压缩到最小，管好农药、用好农药就成了关键。
1978年，和改革开放同一年，全国范围内的农药管理机构——农业部农药检定所恢复建所；1982年首个管理规章——《农药登记规定》出台；1997年国务院发布《农药管理条例》，我国农药管理告别无法规可依的时代。这些成为农药管理规范化进程中的关键性事件，但在长期的实践中，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农药检定所原所长辛德兴回忆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农药是化工部管生产、农业部管使用、供销社管销售“三驾马车”齐驱，由农业部、工信部、质检总局、工商部门等多部门共同负责农药监管，“九龙治水”存在重复审批、管理分散问题，也有都管都不管的缝隙地带。
2017年6月1日，十年磨一剑的新《农药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实现了农药管理体制的重大突破和创新，随着相关配套规章的逐一落地，我国农药管理由此翻开新的一页，产业发展和行业生态也迎来转型和重塑良机。
农药检定所副总农艺师陈铁春说：“新《条例》将原由多部门负责的农药生产管理职责统一划归农业部门，彻底理顺了农药生产管理体制，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管理创新，提高行业门槛，设立经营许可制，加大违法违规惩戒力度，完善农药追溯制度，这对促进行业转型升级、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与农药管理体制的日益完善同步，以政府为主导，药检和执法队伍为支撑，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农药检测、把关体系也愈发完备。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体系也由2009年前的870项增加到了2016年的4140项，并以每年制定1000多项的速度增加，到2020年农药残留标准将超过1万项，为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和推动我国农产品的贸易出口提供有力支撑。
“尤为值得骄傲的是，我国的农药管理与国际化接轨步伐不断加快，近十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跨越，在国际舞台上实现了从靠边站到主持人角色的转变，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吴国强介绍说。
中国技术规范标准越来越受到国际认可，在农药管理国际标准的制定上，我国从旁听与追随者变为重要的参与者与主导者。自2006年成为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员会（CCPR）主席国以来，我国连续主办召开了12届CCPR大会，多位专家代表亚太区在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农药管理及标准制定工作。在农药残留方法及标准上，目前我国农药残留膳食风险评估原则、方式、数据量需求等已与国际接轨，农药残留方面已有11项中国标准被采纳为国际标准。在农药产品标准上，近十年，中国企业申请FAO/WHO国际标准数量占比接近三分之一，2018年超过半数，呈现强劲势头。
永远在路上：更好地服务产业、服务广大农民
这几年，一本名为《如何查找“问题”农药》的小册子，成为查处假劣农药的执法人员的必备“红宝书”，通过这本书很容易找到问题农药的根源所在，受到基层执法人员的欢迎。
近年来，农业部门严厉打击制假售劣等行为，农药质量和合格率明显提升，但同时，查处难的问题也逐渐暴露，比如有的企业在产品中非法加入隐性农药成分，这就要求执法人员具备更高的专业知识。
为了更好地服务一线执法人员、服务广大农民，农药检定所专门组织力量编写了这本小册子。近年来，管理主体从“行业守门员”逐渐转变为“产业服务员”，市场主体从“卖药”向“卖服务”转变，管理主体的效率更强了，市场主体办事效率更高了，农民朋友用药更安全了。
为了深入落实国务院行政审批“放管服”要求，农药管理工作既要从国家粮食安全、食品质量安全的大局出发，还要从农药企业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效益的角度出发，提升农药管理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促进产业的健康发展。
作为负责农药登记具体工作的机构，农药检定所深知管理登记关系到农药企业的切身利益，而每逢政策调整的节点前，都会有大量企业集中申报登记材料。去年，农药登记政策的重要时间节点尤为密集，6月1日新条例实施、8月1日《农药登记管理办法》实施、11月1日新《农药登记资料规定》实施，全年共接收各类行政审批资料申请17059个，其中正式登记申请同比2016年增加了一倍。任务越重，压力越大，就越要迎难而上，农药登记行政审批按时办结率继续保持在了100%。
有作为，才能有地位。20世纪80年代，在农药实施登记管理之初，企业并不认可，要想在行业内有影响力、获得行业认可，就必须主动出击，勇于担当。“主动出击”的基因深埋在几代农药检定人的骨子里，融入到服务中。
原本一些等同于危险化学品管理的农药，而实质上并不是危险化学品，农药检定所与相关部门协调，把这些农药划出了危险化学品，减少了企业的负担；有一些企业找来，反映农药出口退税的问题，这也不是工作范围内的事情，在农药检定所的协调下，农药出口退税的问题也得到了恰当的解决；有一些企业生产的农药已经不在国内使用，而是用于出口，这类农药出口，遇到了原有制度的障碍，农药检定所积极协调解决，有关货物价值高达1.3亿美元，有效化解了因政策调整导致的企业特殊库存积压的矛盾。
农民是农药的最终使用者，用药不当或用到假劣农药，既会影响到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还会影响到农民的收成。
多年来，凡是遭遇药害困扰的农民找来，不管跟自己有没有关系，农药检定所的职工都尽职尽责帮助协调，尽最大努力挽救农民的损失。2010年4月，央视一期名为“假农药真坑人”的焦点访谈节目，引起了全社会对假农药的关注，而这次暗访背后的故事也是惊险紧张。傅桂平作为农药检定所派出的专家，与记者一同赶赴山西临猗，面对随时可能会遇到人身安全的威胁，傅桂平说，相比于个人安危，“为农除害”是更执着的追求。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农药发展的40年与改革开放的40年步伐一致，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同频共振，与国家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息息相关。站在新的起点上，承担起新的光荣使命，中国农药砥砺奋进，不断创新，必将为“中国人的饭碗”和“舌尖上的安全”继续护航，必将为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贡献更多力量，必将为乡村振兴的美好图景绘上浓浓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