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农民，我知道农民工离乡背井外出打工的艰辛；我也知道，农民工辛苦一年却拿不到血汗钱对他的家庭意味着什么；我更知道，农民工遭遇工伤而得不到任何赔偿，他以后的人生将面临怎样的困境。因此，我懂得做好一名农民工维权律师的意义，帮助他们是我无悔的选择。”
本报记者石亚楠
他出身农民家庭，怀着对农民工群体最原始的恻隐之情投身公益，成为我国第一位农民工维权专职公益律师。13年来，他始终走在为农民工维权的第一线，风雨无阻，义无反顾，成为农民工权益的忠实捍卫者。他办理了两千余起农民工维权案件，追回工资、工伤赔偿金达8000余万元，为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讨回了公道。
他创造了为农民工维权的无数个典型案例范本，成为农民工维权领域的一面旗帜。耿士京等66名农民工欠薪案，成为处理包工头携款潜逃案件的成功样本；“肯德基”劳务派遣案，促使“肯德基”改变了在整个中国的用工方式，使数千员工直接受益数千万元；断臂童工于浩伤残赔偿案，打造了处理童工案件的办案指引；成功调解了远赴蒙古国务工的112名河北籍农民工欠薪案，为涉外务工农民撑起了法律保护的屏障……
他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全国优秀律师”、2017年度法治人物候选人——他就是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时福茂。
公平正义——
这是我的毕生追求
聪敏而又善良，淳朴而又执着，温和又有力量，这是时福茂给记者留下的印象。
时福茂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一位农民工。十六岁时的那年暑假，时福茂跟随父亲外出打工。“曾经以为父亲从事的是多么光鲜的工作，直到来到了建筑工地上。”这是时福茂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农民工，“能吃苦、不怕累、不嫌脏”的这个群体让时福茂产生了一份特殊的感情。
1998年，时福茂成为了一名执业律师。从踏上律师道路的第一天他就告诫自己：一定要替弱者伸张正义。凭借自己扎实的法学素养，时福茂的律师事业一帆风顺，2002年，时福茂已经是河北君合欣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这期间，虽然不是专职公益律师，但是他办理的30多件涉及农民工拖欠工资、童工工伤等案件，都收到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命运总会听从每个人内心真实的声音。或者是共同的价值追求产生了强大的磁场，吸引他们跨越空间因缘际会。2004年，当全国著名公益律师佟丽华邀请时福茂来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工作时，时福茂清晰地意识到，这才是一直以来自己心底的呼唤。从此，时福茂走上了公益律师的“不归路”。
“志同道合的好战友。”佟丽华这样评价时福茂，“因为我们有着太多的相似，都来自农村，都是苦孩子出身，都渴望百倍地反哺生养我们的农民，特别是从骨子里对公益事业天性的热衷。没有这种思想基础，就是绑架来了，他也干不长久。”
于是，怀着对正义的信仰，带着对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追求与梦想，时福茂放弃了收入丰厚的工作，毅然投身到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负责农民工维权项目，2005年他参与创建了我国首家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成为我国第一位农民工法律援助专职公益律师。
2005年2月，不满15岁的天津少年于浩来到北京打工。上班第一周，于浩的左臂卷进机器受伤并被截肢，青春还未绽放就遭遇了人生的重创。更让于浩父亲难以承受的是，雇佣公司在进行了小额的赔偿以后，开始否认与于浩存在雇佣关系，拒绝支付其他费用。
万般无奈下，于浩父亲找到了时福茂，时福茂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案子。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到法院曲折立案，从被告恶意变更公司名称缠诉到一审判决的结果差强人意，从二审终审判决赔偿后到历经艰辛拿到73万元赔偿款。耗时三年零五个月，152次办案记录，42次往返奔波于劳动局、法院等机构之间，时福茂打造了处理童工工伤案件的国内首例范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公益律师的职业担当。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时福茂非常喜欢艾青的这首诗。对正义的追求，肩负的爱与责任让他在公益律师的道路上走得坚定而无悔。
无所畏惧——
我来替农民工出头
律师，是一个有风险的职业。而农民工的“弱势群体”地位，决定了农民工公益律师往往要比普通律师承受更高的风险。
替弱者出头，需要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定力。在办案中，时福茂曾多次接到过“别管闲事”“请喝茶”“卸只胳膊、卸条腿”“活腻了”之类的恐吓威胁电话，而他，从未因此而退缩。他总是给自己打气：“单位再坏都不能让农民工拿不到钱！我们的后台是人民，法律和政策是我们的武器！”
一天下午，时福茂与同事去调解一起群体性欠薪案件。刚到几分钟，他就被该单位纠集的十七八个“统一着装”的社会青年团团围住。他没有被这个阵势吓住，而是镇定地找到公司负责人，义正词严地对其析利弊、辨是非、讲道理，“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打架的。暴力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加深矛盾，甚至把自己推向犯罪的泥潭，是不可取的！”在时福茂的据理力争下，最后公司负责人终于同意支付农民工的工资。由于农民工害怕报复不敢前往领取，第二天，时福茂又自己跑去工地为农民工领回了工资，他的朴实和担当让农民工深受感动。
为了替农民工出头，连妻子都被他拉来“站岗”。2009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已是九点多钟了，下班回到家的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在十公里以外的工地上，因拖欠工资引发的矛盾一触即发，弄不好就会发生流血事件。“走！跟我一起去工地。”时福茂叫上了妻子和援助中心的另一位律师，把孩子一人留在了家里。为了在发生危险时能及时接应，时福茂让妻子在工地门口“站岗”，另一位律师在工地不远的出租车里随时制动，而他则走进了工地的简易房中……经过6个小时的斗智斗勇，时福茂成功地说服了工地老板，对方同意当场结清55名农民工的工资。凌晨3：30，他们三人一行筋疲力尽地离开了工地。
即使面对政府已经“定调”的案子，时福茂也没有退缩过。2012年，在河北省廊坊市打工的112名农民工承建了名为“晓廊坊”的工程，在工程竣工后没有得到应有的工资，很多农民工难以维持生计，于是开始四处奔走、上访维权，但都没有结果。他们向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申请援助。时福茂接下了这个案子。
而在10月底，在河北省新闻网“阳光理政”栏目，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关于周某反映晓廊坊工程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反馈》认定，周某多次组织农民工集体上访、围堵政府部门，以讨薪为由讨要材料费和租赁费，属恶意讨薪行为。
时福茂在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后，认为这些农民工是无辜的，他们理应得到辛苦劳作的所得，于是他和同事开始着手帮助这些农民工维权。由于被告为河北省内知名的大型企业，实力雄厚，立案一度陷入僵局，幸好时福茂拥有丰富的执业经验，通过他的不懈努力和多方呼吁，案件最终得到了圆满解决，112名农民工拿到了属于他们的427万元工程款。
无私奉献——
我不要农民工的钱
佟丽华和时福茂创办的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自2005年成立以来，他们的团队为农民工代理案件，从来不收一分钱，他们因此被称为“不收钱的农民工律师”。
律师，是个高薪职业，而公益律师，却是律师界的“丐帮”。2016年，北京地区执业律师年均收入约为50万元，而从业二十年的时福茂的年收入只有10万元左右，还不如一个刚刚入行的大学生。“经得住恐吓，耐得住高压，守得住清贫”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一起入行的律师，有一些在中途转行了。这么低的收入，这么辛苦的工作，魅力在哪呢？“上了‘贼船’，跑不掉了。”时福茂开玩笑说，“手头的案子太多了，没有时间想这些问题。这里案源多、成长快，而且执业环境好，不用费心搞歪门邪道。收入是低些，但是很稳定，够生活。”
多年来，时福茂坚守清贫，严格职业操守，拒绝了任何农民工送来的感谢费和礼品。一些农民工拿到赔偿后抽出一沓钱数都不数硬塞给他，都被他谢绝。甚至曾经有农民工感激时福茂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执意请时福茂吃顿饭，却在结账的时候发现他早已经把钱给付了。有些农民工被谢绝后，竟然感动得当场掉下了热泪。还有的农民工和时福茂结下了“患难”情谊，把他当做好兄弟，连孩子上学的事情都愿意给他说说。时福茂说，他非常自豪的就是常常收获这些信任与感动。
不喜欢钱，最喜欢的事却是给农民工发钱。“每个人都有‘虚荣心’，我也有我的‘虚荣心’。我的‘虚荣心’就是他们领到钱以后脸上的笑容和发自内心的感谢。每当这时，我就有一种成就感，这让我感到幸福。”
魏天伦、刘风廷夫妇在丰台区一家公司打工。7月的北京，连降大雨导致厂房漏雨。60多岁的魏天伦不顾安危，爬上房顶修补，不慎摔下造成骨折，刘风廷也被砸伤。但老板拒付医药费，甚至踢碎了他们的饭碗。时福茂决定帮助这两位老人讨回公道。经过3个月的努力，案件终于有了结果。夫妇二人眼含感激的泪水，拉着他的双手，要跪地致谢。“我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而已，老人竟如此感激。看着跟父辈一样年龄的老人要跪谢自己，我心如刀割。”他的工作日志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
时福茂是援助中心的劳模，平均每年，时福茂都要代理100多个案件，最高的一年达到了178个案件。有机构对农民工维权案件做过统计，办理一起欠薪案件平均要11个月，而办理一个工伤案件要2年，这么久的时间，每个案子都要耗费代理公益律师巨大的精力和耐心。时福茂乐此不疲。“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实体正义，但是实现实体正义必须有程序正义的保障，比如工伤的案子要经过确认劳动关系、劳动能力鉴定等阶段，法律需要这些程序的齐全。”
普法先锋——
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8亿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仅为35.1%。2016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数为236.9万人，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11433元，比上年增加1645元，增长16.8%。
让更多的农民工置身法律的屏障之下，时福茂始终相信，防火甚于救火。“提高农民工的法律素养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根本途径。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有四项使命，咨询、维权、普法和政策建议，其中普法最基本，也最关键。”
时福茂一直在普法，从在维权案件中反复不停地给涉案的农民工讲解维权知识，到开办普法学校邀请农民工前来就读学习；从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举案说法栏目的专职嘉宾，到走进北京各大人才市场开办专题讲座……
“最近几年用人单位的法律意识在明显增强，一方面用人单位的各项人事工作越来越规范，另一方面他们逃避法律规制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无论从哪些意义上，农民工都要加强学习，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时福茂说。
记者走进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那天，刚入职不久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制史博士沈成宝正在前台认真地研读着时福茂编著的《谁动了他们的权利》一书。“法律思维缜密，专业素养一流，办案手段独到。一些偏僻的法条他都能随口说出，包括这个法条的颁布实施时间、内容，还有位置；对于同一个案子他总是能别出心裁，想出与众不同的处理思路。”
时福茂将自己的办案经验与技巧整理成书，主编或编写出版了《如何追讨欠薪》《如何签订劳动合同》《谁动了他们的权利？——中国农民工维权案例精析》《办理农民工案件实用手册》等6部著作，用文字开辟了一个普法的有力战场。
时福茂作为全国律协法律援助委员会秘书长，积极参与推广北京工作站的法律援助模式。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助下，目前22个省建立了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一支专职、专业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律师队伍正在形成，中国律师在农民工法律援助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