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吕珂昕
“这是我第二次到中国农药企业走访。他们跟20年前相比差别很大：所有设备都已经自动化，产品更安全，生产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药企业的实验室和实验设备已经是世界先进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农业部农药和植保司司长ZhanybekDerbishaliev说。
Zhanybek的评价得到了其他代表的赞同。2月26日至3月3日，“中国—FAO南南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下农药风险管理研讨”能力建设活动在上海举办。与Zhanybek同时参加活动的还有来自泰国、柬埔寨、埃及、缅甸、尼日利亚等10个国家的其他代表。这些代表此行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建立“一带一路”倡议下更加紧密的农药合作关系，共同分享农药风险管理技术和经验。
今年是建国70年，也是中国农药走过风雨历程的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药产业从无到有，到研发创新推进全产业制造，产品从高毒、长残效转变为绿色高效、环境友好，贸易从依赖进口到出口量世界第一。中国农药已完成了由追赶到领跑的华丽转身，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与日俱增。
出口遍及五大洲、180多个国家的中国农药
“我们吉尔吉斯坦90%-95%的农药都是从中国进口的，35家公司向我国出口农药，出口产品达到1000多种。”
“柬埔寨80%的农药来自中国，进口的种类涵盖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尼日利亚主要从中国进口农药制剂，每年进口6万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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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风险管理研讨会上，一组组数据在10国代表的报告中一一显示出来，中国农药的足迹已经遍布“一带一路”国家。据资料显示，2018年，中国农药出口数额80.72亿美元，出口数量140.53万吨。
“中国是农药生产和出口大国，产量的60%左右都用于出口。不只是一带一路国家，进口中国农药最多的在美洲，中国农药第一出口大国是美国，其次是巴西。”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副所长严端祥介绍，目前，中国很多农药企业采用的工艺、设施设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出现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质量管控严格，产品性价比高，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了用户欢迎。
20多年前，浙江新安化工集团就取得了自营进出口权。该集团经历了欧美市场反倾销应诉的锤炼，遭遇过发展中国家的汇率风险，始终坚持走终端化道路，努力耕耘自有品牌，牢牢站稳了国际市场。其生产的草甘膦原药和制剂等，出口到美洲、非洲、澳洲、东欧、东南亚等100多个国家，总出口量达到12万吨，产品品质获得国际认可。
“集团一直非常注重技术创新，开创了草甘膦绿色生产路线，完成了氯元素循环、磷元素循环等多项技术，实现环保生产的同时也提高了产品竞争力。”集团副总裁兼海外事业部总经理周曙光说。
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农用化学品及植保展览会（CAC2019）上，润丰股份再度获得“2018中国农药出口前20强”奖项，并继续荣膺榜首。
公司董事王文才回忆，20年前润丰股份刚成立，跟其他农药出口企业一样，主要是给跨国公司提供原料药。随着中国化工制造能力的增强，农药企业出口持续高位增长，同质化竞争激烈，企业面临着不得不转型的紧要关头。2008年，润丰股份迈出了真正走出去的第一步，在阿根廷投资建厂并申请注册，将产品直接卖给当地经销商和当地农户。
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敢于尝试的人。经过多年努力，润丰股份不仅在阿根廷站稳脚跟，并在拉美、亚太、非洲、东欧区域40多个国家设有子公司或代表处，获得了3000多个药品注册。
愿与世界共享的中国农药管理经验
农药是一种特殊而重要的物资，与农业生产和食品安全休戚相关，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并制定了相应法律条例进行严格管理。
农药风险管理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共同分享了农药管理方面的做法和挑战，特别对高毒高风险农药的禁限用管控措施、企业登记管理及提高农民安全用药意识等方面尤为关注。“作为进口国家，我们想得到更多关于中国农药风险管理方面的政策信息和技术经验。”泰国农业部高毒农药管理专家TippawanKerdsiri说道。
“经过4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农药管理法规政策、技术、方法等都有很大进步和发展，可以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很好的借鉴和示范。通过南南合作能力建设活动，可以将中国有益的政策经验和技术分享给南南合作国家，帮助他们提升农药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促进粮食安全，保护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联合国粮农组织植物生产及保护司高级项目官员顾宝根指出。
发展越快责任越大。2017年6月1日，我国开始执行新的《农药管理条例》。农业农村部配套推出了六个方面的管理规章，同时制定了相关的产业政策和详细的登记评审资料要求。
“《农药管理条例》和配套规章的内容可以从一个核心、三个目标和五方面措施来理解。”严端祥在会上为各国代表详细介绍，一个核心就是提高中国农药的产品质量。三个目标，一个是保证中国及世界上使用中国农药的180多个国家农业生产对中国农药产品的需求；第二个是要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药施用者的健康安全；第三个目标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农药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五项措施则是提高了农药登记评审的标准、提高了农药生产许可的门槛、建立了农药全周期管理的退出机制、对农药试验单位进行认证、加大了对农药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近年来，受FAO和中国政府的委托，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多次举办农药领域不同专业的培训班，为20多个国家的农药管理官员和专家进行了培训，同时也派出中国专家对10多个国家进行技术指导和经验交流，还接受了10多个国家农药技术人员前来药检所实验室交流学习。
“各国的农药管理官员和专家来中国访问交流，我们会让他们充分了解中国的法规、政策和管理，还要讲解我们的技术、方法和标准，并安排他们赴农药生产企业和实验室实地参观考察，对中国农药产业全产业链发展状况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使之对中国农药产品充分信赖。”严端祥说。
打击农药非法国际贸易的中国呼吁
农药风险管理研讨会上，缅甸农业部植保处副处长KhinKhinMarlarMyint表示：“十年前我们已经列入禁用名单的农药，现在在作物和农产品上仍然能检测出来。”她希望利用FAO-中国南南合作项目的契机，借鉴中国等国家的农药管理经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道，开展双边和多边的农药管理技术合作，共同打击农药非法贸易。
严端祥表示，“农药非法国际贸易确实较为普遍存在，不仅是缅甸，还有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都存在。如果能够通过双边合作遏制住非法贸易，不仅进口国的用药安全会得到提升，中国企业的合法利益也会得到保障。”
严端祥介绍，从1983年开始，我国淘汰高毒高风险农药的步伐不断加快，已淘汰43种高毒高风险农药，限用23种农药。同时，作为《鹿特丹公约》缔约方，我国严格履行事先知情同意（PIC）程序，关注公约对农药品种的管控进展，借鉴公约对农药风险评估管理技术和经验，促进了中国农药行业的产品升级和结构调整。
“自2015年起，中国发起的两减行动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好的反响，起到了榜样作用。”顾宝根说，“除了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风险防控能力之外，中国还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加强双边多边的进出口监管合作，减少非法贸易，确保产品质量。”
今年1月，第三届中国—埃及农药管理技术交流会在北京举办。中埃双方就农药登记管理政策法规体系、农药进出口管理等重点议题进行了交流。“我认为中埃应该在共同打击非法贸易上通力合作，可以通过在产品包装上印制可追溯的二维码，以及其他更先进的技术手段来阻止非法贸易。同时，埃及还要求想注册的企业邮寄产品样品，经过两个季节的实地检测来鉴定药品效力和影响。”埃及农业部农药检测中心首席研究员FaragMahmoudMohamedHalhat说。
“FAO呼吁贸易各方承担相应责任，积极融入FAO和WHO（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国际农药管理框架之内，共同贯彻国际公约，推进农药减量和风险防范。”顾宝根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