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九大吹响了乡村振兴的号角，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创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乡村善治之路。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使命呼唤新作为。2018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本刊特开设《乡村治理新气象》栏目，在坚持“治理有效”的总要求下，重点聚焦各地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涌现出的新思路、新探索、新经验，以期洞见神州新天地。今日请看长篇通讯《“三治融合”的桐乡创举》。
本报记者李朝民 见习记者邓保群
浙江桐乡不是乡，是个有故事的地方。桐乡有乌镇，来过，便不曾离开；桐乡有茅盾，品过，便不曾遗忘；桐乡有创举，观过，便不曾沉默。
一个创举最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桐乡人给出的解读是，替老百姓说话，让老百姓满意。按此标准衡量“三治融合”（自治、法治、德治），说它成功也不为过。如今，它已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每当谈及此事，当地干群满脸自豪。
像桐乡这样的沿海发达地区，很多社会新问题更加先发、更加集中，传统的乡村治理机制、治理方式率先面临严峻挑战：法律尊严和权威不时受到挑战，社会发生了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社会治理中百姓角色缺位等。
怎么办？桐乡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于2013年在高桥街道越丰村启动“三治建设”，取得经验后，再扩面提质。同时，还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和市长为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三治建设”领导小组，全面推进“三治融合”。
桐乡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潘川弟介绍说，近年来，桐乡以“红船精神”为引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敢为人先，打造“三治融合”高地，创造了“大事一起干、好事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好经验。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著名政治学家俞可平教授认为，桐乡的“三治”实践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也是基层社会自治的一种有益探索，有可能成为破解社会治理难题的突破性创新，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
自治，激发动能
“800多张表格，涉及项目上百，村里敲章都敲怕了，也不知敲章后的后果，考核的时候，满屋子都是台账！”桐乡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沈云波说，村（社区）变成了“小政府”，干部帮扶民生的时间被占用，与群众的距离越拉越远。政府其实下大力气做了很多好事，但群众并不满意。社会治理不应当政府包办，多元主体参与、群众监督，才是好法子。
“从哪里切题呢？回归依法自治，给双方减负，是近年来桐乡乡村治理的重点。”桐乡市民政局副局长尤良南介绍，桐乡开出两份“权力”清单：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法履行职责事项（36项）和协助政府工作事项（40项），明责任清权利，精简评比，把20项清单外的事务清理出去，明确了“做什么”的问题。
怎么做？经验从基层来，智慧由群众出，党委政府“搭台”，但“戏”让民众来唱。
高桥街道一马当先，在镇级建立“百姓参政团”、村级建立“百事服务团”。参政团对党委政府重大事项“参政议政”，发出百姓声音，“大事一起干”。领导班子在平等对话的前提下，协调各方利益诉求，提取最大公约数，最终达成共识；“百事服务团”以“便民利民、有求必应”为宗旨，为群众提供贴心的组团式服务，谁家电器坏了、房子漏了，打个电话，服务团马上上门服务，“事事有人管”。
桐乡现有69万户籍人口和42万外来人口，孕育了众多社会组织，他们在自我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优势独特，桐乡顺势而为，将之登记、备案，以便管理或购买其服务。目前登记注册378家，由于服务专业，群众满意度高；备案2100多家，多数是志愿服务力量，在爱心帮扶、矛盾化解等方面效果突出。
有一支志愿服务队名气很大，名叫“乌镇管家”。平日，他们可能是晨练的路人、买菜的大妈，又或者是奔走的快递员、出租车司机。一旦碰上统一行动，他们迅速集结，戴上印有“乌镇管家”logo的服饰，整齐划一，走街串巷，解纷争、捡垃圾、疏交通、报险情。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72岁的沈德耀对自己小区居民情况非常熟悉，人缘也好，哪家白天有人，哪家经常晚归，哪家出租了，了然于胸。民警入户登记排查多亏老沈热心，才避免扑空和消除居民戒备心理，只要老沈和民警一同出现在家门口，居民热情多了。
很多人会觉得政府工作离老百姓很远，但在乌镇，每一位小镇人都可以成为“当家人”。
世界互联网大会落户乌镇以来，“互联网＋”的思维全面融入社会治理，几乎每个乌镇人的手机里都有一个“乌镇民情”APP，老百姓可以用它反映情况，或者把意见和建议直接＠书记、镇长，重大事项直接写入党员干部们的责任清单，既“时髦”又接地气。
虹桥村村民刘阿姨说：“拍一张建筑垃圾乱堆放的照片，然后在‘我有民情’上提交，很方便，我们上了年纪的人也能操作。”信息平台的工作人员接到反应信息后，根据具体情况，将信息转交到不同部门处理，且会在短时间内将回复内容反馈至反映人。
法治，定分止争
“这一招挺狠的！”沈云波说，桐乡在浙江省率先创立“依法行政指数”考核制度，引入群众满意度评价，每年向社会公布前、后三名，让社会各界监督，倒逼相关部门依法行政、高效行政，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如今，桐乡在阳光司法行动中，以公开为常态、以不公开为例外，提高司法公信力。同时还完善法律顾问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公务员法律知识考试等制度。
为强化全民守法，桐乡组建了100个市、镇、村三级法律服务团，平均每个服务团服务2至3个村，法治教育、法律援助的触角从机关延伸到学校、企业、市场、田间地头……“每个团都由律师和公、检、法、司以及其他法律工作者组成，重点加强基层法制宣传、法治文化宣传、法律服务，着力推进各级政府和基层组织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桐乡市司法局一位负责人说。
据了解，以前，政府有的决策文件考虑不全面，一些老百姓有时产生误读，就容易出现上访情况，此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基层政府；现在，群众看得到、查得到、监督得到，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从源头上保证村民维权可以走法律途径，以法律手段“定分止争”。“打造法治政府，不能只是自己打造自己，群众也要参与进来。”潘川弟说。
民力无穷，普法教育各出巧招。
在凤鸣街道，村民“法治驿站”随处可见，站里的志愿者时常走村入户，不仅向村民普法，还开展法律咨询，参与矛盾纠纷调解。
在屠甸镇，不少村民都很熟悉“板凳法庭”。一张小桌、几个板凳，一个“法庭”就齐全了。接下来坐“堂”问案。这个“堂”，有时是农家门口，有时是村委会大院，而“评审团”则由司法所工作人员、老党员、老干部组成。虽然这样的“审判”没有法律效应，但村民听了大家的分析评判后，纠纷很快得到平息。
“这可真是方便了我们老百姓。现在，我们心里都有一把‘法尺’，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红星村村民王宏伟说，老百姓已经习惯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和矛盾，而不是一味地找村干部，更不是简单地上访闹事。
德治，春风化雨
抽象的道德法则空洞，具象的榜样力量无穷。桐乡建立了市、镇、村三级道德评议组织，道德模范评选常态化，一年一评，以评立德，把群众自己选出的典型，从村逐级往上推送。
截至目前，先后有两人被评为浙江省道德模范，1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3人当选“中国好人榜”好人。从熟人社会中选出来的道德模范，能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与任务式、点名式评选方式有本质差别。
这里的道德模范保障机制令人啧啧称赞。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帮扶贫困道德模范，并且其三代直系亲属，可以在入学、就业等方面享受特殊人才引进优惠政策。除了给予物质上的奖励和补贴，还有精神上的荣誉与尊重，每逢重要会议，道德模范受邀参加，他们的座位在第一排，领导在第二排。“我们要保障道德模范的权益，要把他们当做宝贵的精神财富。”越丰村党总支书记沈春雷说。
在家庭层面，桐乡结合各地实际，创建星级家庭、弘扬德孝文化，倡导建设“孝顺好、恩爱好、家教好、勤俭好”“四好”家庭，帮扶困难星级家庭，让他们得到社会的肯定与关注。
革新村有个80岁以上老人名单数据库和一支老人生日慰问队，每逢老人生日，慰问队上午10点准时提着生日蛋糕和红包登门拜访，为老人过生日。吴老太生日那天，笑得合不拢嘴。她说：“大队里还记得我这个老太婆的生日啊！”看到这一家人其乐融融，慰问队队员也开心地笑了。正是通过一个人的善举，一批人的善举，以点带面，让家庭美德得以发扬。
桐乡“以文养德、以规促德”工程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文化礼堂、“书香桐乡”润物无声；道德讲堂、德孝主题公园、未成年人德育基地，春风化雨；村规民约不断完善，革陋习、促新风；对各类不道德行为进行曝光，“好坏大家判”。
基层干部普遍认为，通过道德模范、文明家庭等评选活动，涌现出了一大批群众身边的道德模范和先进人物，而且这些先进典型就在群众身边，可亲、可敬、可信、可学，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道德支撑。
时至今日，桐乡“三治融合”的创举已掀开全新一页：治理理念有了提升，法治思维渐入人心，道德风尚逐步形成，自治活力得到释放，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放眼未来，我们坚信：只要新时代的桐乡人上下同心，创新思维，苦干实干，乡村治理一定能谱写出激情澎湃的动人乐章！
